构建多元化粮食国际供应链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随着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粮食进口已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调剂余缺的重要手段。当前，国际政治博弈日益激烈，全球经济贸易体系遭遇大变局，跨国粮商对全球粮食资源的垄断进一步加剧，我国粮食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面临新的挑战。粮食的国际贸易依赖于一个全球性的运输网络系统，这个运输网的畅通是保障粮食贸易顺利开展的前提。在贸易量增长、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运输网络承运压力增长、阻塞风险加大，更需加快优化粮食国际供应链格局，完善供应链体系，提升我国对国际粮食资源的掌控能力和在国际粮食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有效确保粮食国际供应链安全。

         要创新供应链模式，推动进口渠道多元化。加大对黑海地区、巴西等主要粮食出口地区的内陆交通基础设施、沿海港口设施等投资建设，提升粮运保障能力和效率；加强与海上通道节点国家物流基础设施的合作共建，防止海上运输通道“梗阻”，确保粮食物流不中断，努力畅通国际粮运“阻塞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中欧班列发展，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运输网络；支持我国跨国粮商与粮食出口东道国合作共建物流体系，完善粮食采购、仓储、运输和配送等功能，打通“粮食收购站—港口中转库—港口终端库—装载运输”链条，形成稳定流向和流量的粮食物流通道。可以在主要出口地建立粮食物流基地，通过并购、合作、新建等方式，形成20个左右的以港口、码头为核心，兼具仓储、干燥、加工、转运等功能的物流基地，在沿海、沿江设立10个左右的国际粮食物流对接基地，确保国际粮食资源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粮食供给。推进海外粮食物流信息化建设，创新数字化流通新模式，通过应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工具优化运输路线和仓储管理，实现物流供需智能匹配，有效预防和对冲国际粮食供应链系统风险。

         要完善供应链体系，提升全球粮食供应体系韧性。构建跨国粮食生产投资、仓储、加工、贸易等全产业链供应系统，健全粮食国际供应链危机预警机制。培育国际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以互利共赢的方式与粮食进口来源国的农场主、合作社建立利益共同体，通过贸易合作、产业投资等多种形式，开展粮食生产、仓储、物流、加工等跨国经营；建立综合性全产业链“国际粮商国家队”，参与粮食国际产业分工，打破国际大粮商对国际粮源的控制，确保粮食国际贸易不受阻，形成内外联动、产销衔接、优势互补的格局。强化对国际粮食市场供需和贸易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建立主产地国家粮食生产情况动态监测调查体系，加强对重要进口来源地、海上潜在阻塞点地区的政治环境、气候条件和基础设施投资数据的监控，增强对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识别。健全农产品进口管理机制，综合运用关税、配额、技术性措施等，调控贸易品种、贸易量和贸易格局，提升应对粮食国际供应危机的反应和处置能力，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屏障”。

         要优化供应链格局，推动进口粮源多元化。因国施策，梯度布局境外粮源地，准确把握进口规模、节奏和时机，建立长期稳定的进口粮源地，既需要稳定巩固传统进口粮源地，不断深化与南美、大洋洲、东欧、东南亚等传统粮源地合作，提升供应链稳定性，还需要有效拓展新的进口粮源地，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产业合作。加快全球粮源地战略布局，强化与黑海地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业生产和技术合作，提高谷物、大豆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加快建立稳定、多元的粮食供给走廊。积极开辟新路线，减轻对现有单一路线的依赖，例如打通我国与印度洋的通道，探索建立北极航线，开辟“冰上丝绸之路”，推动巴西—秘鲁铁路建设等，逐步减缓对巴拿马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粮运通道的依赖。

         要增强供应链治理，提升全球粮食供给治理能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加强对中亚、中东欧等粮食生产潜力较大国家农业生产资金、技术、装备等的支持，完善对外农业援助体系，提升其粮食生产和供给能力，有效避免与这些国家在粮食进口方面形成竞争，缓解我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的竞争压力。如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单产平均提高5%，可为全球粮食市场增加超过5000万吨供给量。深入推进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合作与交流，加快我国加入国际谷物理事会（IGC）的进程，参与制定与重塑国际规则，提升我国在优势领域标准的国际话语权。建立全方位、宽领域、高水平的新型粮农经贸合作关系，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和贸易自由化，充分利用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国际化、专业化、创新化的特色，推动供应链国际合作，打造国际粮食合作新平台，深度融合参与全球粮食产业安全共治，提升我国在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中的国际地位。